蔡元培的主要事迹

100年前，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。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，他几乎以完美形象矗立潮头。然而少有人知道，左右时代之人的苦痛。

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

1916年，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急电惊破了蔡元培在法国的宁静时光，袁世凯病逝，黎元洪继任大总统，范源濂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：“国事渐平，教育宜急，现以首都最高学府，尤赖大贤主宰。”

这不是美差，而是挑战。在他之前，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。个个是俊杰英才，包括严复这样的大家。

1916年12月26日，大总统黎元洪亲自颁布委任状，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。

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，歪风横行，被戏称为“官僚养成所”：学生不务正业，整天打牌喝酒逛窑子，混文凭捞官位；老师不学无术，讲课敷衍、无心学术、师德败坏；有钱的老师学生经常流连于花街柳巷“八大胡同”。很多朋友纷纷上门劝蔡元培不要趟这个浑水：“北大太腐败，整顿得不好，反而影响名声。”蔡元培撂下一句：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”

十几天后，他写信告知妻子：“船票已买得，十月初二日午后开。”这个烫手山芋，蔡元培似乎没犹豫便接过了手。他在归国途中给汪精卫写的信透露了他的心声：“如果能够培养出一批杰出的人才，中国就有希望。”

在中国，蔡元培最早提出并实践“教授治校”。信奉学术至上，提倡思想自由，开创了中国教育新纪元，打造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。

大学者，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

如何将这所在军阀盘踞下的衙门式旧学堂，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？

在就职演讲上，他一开口就说：“大学者，研究高深学问者。”不再以升官发财为目的，而以学术研究为天职。一举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序幕。

一接到委任状，蔡元培就直奔北京西河沿的小酒馆，找到从上海到北京出差的老友陈独秀。蔡元培直截了当对他说：“来北京吧，我请你当北大文科系长。”

陈独秀在上海办《新青年》办得风生水起，自然看不上北大这个“臭虫窠”，当即谢绝了邀请：“我得回上海。”然而蔡元培求才若渴，不愿放弃，天天往小酒馆跑。有时候来得很早，陈独秀还在睡觉，他就吩咐门房不要叫醒，自己搬了把凳子坐在房门口。经三番五次造访，陈独秀才被他的诚意感动。但陈独秀说：“我没有学位头衔。”于是蔡元培为他编造了东京大学毕业和曾任安徽高校校长的履历。公函才呈上去不到三天，教育部就批了下来。

➊《新青年》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，初名《青年杂志》。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，并宣传倡导民主、科学和新文学。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系长后，《新青年》编辑部亦随之迁至京城西侧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的陈家。

➋ 蔡元培的北大时代，大师云集，各种思想刊物、研究学会、社会团体迭出。

为了贯彻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，蔡元培对教授的选聘可谓是不拘一格。只要有真才实学，不在乎政治立场、资历和年龄。破格聘请还没上大学的梁漱溟为印度哲学讲师，只因为赏识他发表的一篇关于佛学的论文。所以当时的北大可谓群星璀璨、百家争鸣。有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等思想激进的分子，有留着辫子的前清遗老辜鸿铭、国学大师刘师培

亦有“除了替释迦、孔子发挥外，不做旁事”的梁漱溟。

古今中外派，只此一人

一群思想主张各异之人凑在一起自然会有“争端”，却在北大奇异地兼容。同为章太炎门下的钱玄同与黄侃分属新旧两派

黄侃讲着讲着会大骂起对面教室的钱玄同来，钱玄同则每每装作没听见，继续讲自己的课。

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，北大学子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。在蔡元培的推动、鼓励和资助下，各种思想刊物、研究学会、社团迭出，除了激进的《新青年》和提倡传统的《国故月刊》，学生傅斯年、罗家伦等人还创办了《新潮》杂志。蔡元培甚至批给他们3000元的印刷经费，他用“道并行不悖”为中西、新旧之争正名。北大师生由此笑称他为“古今中外派”。

1919年1月1日，傅斯年、罗家伦、杨振声等北大学生创办了《新潮》杂志，刊名由蔡元培题写。《新潮》旨在介绍西洋近代思潮、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、社会上各问题。杂志社于1920年10月结集出版了《蔡孑民先生言行录》。

这位知识界的“好好先生”，如同一块磁铁，把一帮个性、气质和思想主张各异的人聚拢起来，然而蔡元培身上书生气颇重，自谓“不宜于政治”，身处此位，不得不打理好各方关系，自有为难。

➊ 蔡元培设计的北大校旗，其中的“北大”篆体校徽由鲁迅设计。

➋ 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国培养出众多优秀留学生，其中就有成为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得力助手蒋梦麟、胡适，以及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，三人后来都担任了北大校长。

请辞人生

总览蔡元培一生，辞职就不下24次。

24岁中进士，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。蔡元培却辞官而去，回绍兴办起了学堂。1912年，他受孙中山之邀出任教育总长，后来因不满袁世凯的独裁而辞职。袁世凯以“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”相留，蔡元培脱口而出：“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。”如此胆大！

他执掌北大十年，期间就请辞了八次。在理想与现实无法调和时，他便以此明志。五四运动爆发，事态不断激化，出现了罢课游行、痛殴章宗祥、火烧赵家楼等事件。蔡元培一边与政府周旋，缓和局面，一边安抚学生，劝其复课。经过多次交涉，32名被捕学生被释放。

1919年5月4日，来自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大约三千多名学生上街游行，高喊“还我青岛”、“废除二十一条”、“惩办卖国贼”、“誓死不承认和约”等口号，奔向使馆区。学生出狱后，全体师生欢庆胜利。蔡元培却在此时向教育部提交辞呈

他悲痛的是，大学里本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。他支持学生的爱国热情，但学生被捕不能坐视不管。为此，北京教育界发起了“挽蔡”运动请回了蔡元培。

然而返京复任的他却对未来充满担忧：“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，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。”果不其然，校园里出现了许多令人忧心的现象。一些学生无心向学，临考时集体提出“免考”。更令人伤脑筋的是，学生或教师稍有不满，动则以罢课、请愿等极端方式作对抗。

还有一次，是因为几毛钱的讲义费。国家动荡，教育经费被一再拖欠。北大校方只好向学生征收少量讲义费，没想到数十个学生冲到校会计室恫吓、谩骂教职员。蔡元培挺身而出，挽起袖子，挥舞拳头喊道：“你们这班懦夫！有胆的站出来与我决斗！”学生们大吃一惊，纷纷作鸟兽散。蔡元培痛心疾首，当天就辞职离开北大。

经胡适调停，历时一周的“风潮”才告平息。一边是学生们的政治诉求，一边是他所坚持的大学真义，蔡元培的改革理想陷于激烈的纷争中。

1926年他请辞校长后再不愿回到北大，因为那早已不是他理想中的北大。

1919年5月4日当天，蔡元培没有参加游行，但他同情学生。他反对学生沉溺于政治运动，但仍以北大校长的名义营救被捕者。

世间再无蔡元培

1916年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，蔡元培就对外界说：“我不涉政界”，实际上他却不得不横跨政、学两界。在纷繁复杂的政局中，他的声望和影响力，令他成为各政治势力延揽和利用的对象。

“九一八”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学生游行，享有威望的蔡元培被委任为“救火军”。然而他还没说上两句话，即被学生拖下殴打。

1927年，担任中国民国大学院院长的他，决定推行“教育独立”，避免官员插手学界。然而当时南京政府政治根基未稳，经费不足，历时一年的大学区制试验以失败告终。

1940年3月5日，蔡元培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。死后无一间屋、一寸土，还欠下了千余元医药费，入殓时的衣衾棺木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代筹的。不愧屋漏，不避刀俎，清贫得叫人落泪。

蔡元培的一生传奇，也布满艰辛。身居无数要职，却从不得安稳。宽容雅量、领袖群伦，却沦陷在时代的洪流。崇尚自然、追求个性，却行走于历史的夹缝。诺大的中国，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。世间也再无蔡元培